《太平洋经合研究》2014年第3期
时间：2014/11/18 13:18:41 来源：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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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
PECC第22届大会专辑
目 录
前言
国务委员杨洁篪的贺辞
外交部长王毅的贺辞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的主旨发言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的开幕致辞
PECC双主席之一尤素福·瓦南迪的开幕致辞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欢迎午宴上的讲话
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闭幕午宴上的讲话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的发言
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周强武的发言
前 言
2014年9月10日-11日，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主办了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第22届大会。来自二十多个经济体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350余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为今年中国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营造了积极氛围、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及相关议题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为官、产、学各界相互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为中国企业参与地区合作提供了途径和经验的预设目标。
本次会议以“2014年及未来的亚太经济合作”为主题，设立了四个大会议题：（1）“新常态”：亚太地区的经济转型；（2）探索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方式；（3）亚太金融合作：现状与前景；（4）地区经济一体化：原则、路径与展望。会议围绕具体领域，设立了四个分会论坛：（1）城镇化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推动经济增长与合作的引擎；（2）能源挑战：可持续发展与能源安全；（3）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投资的新视角；（4）中国企业家参与地区经济合作。
各位嘉宾，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各位成员，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够出席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第22届大会，本次大会是一次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共同参加、共同畅谈2014年及未来的亚太经济合作的地区盛会。我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和良好祝愿！我愿借此机会展望一下中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前景。
我们常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过去30 多年，中国与亚太的发展相伴相随，相互促进，共同开启了亚太发展的新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时候，太平洋地区开始酝酿并成立了PECC。共同的使命将中国和亚太地区各经济体联系了起来。中国顺理成章地加入了PECC。九十年代初，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促进了她开放促改革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内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同亚太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亚太经济体与中国经贸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协调。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与亚太地区形成了具有全球意义的亚太生产网络，中国的发展也为亚太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已成为众多亚太经济体的最大、或者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主要投资来源地。中国同亚太地区的利益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正是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通力合作，使地区经济蓬勃发展，使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并使我们能够经受住亚洲和全球两次大的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有力推动了亚太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而且，正是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通力合作，为亚太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种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合作也堪称宝贵的亚太发展经验。
女士们，先生们：
环顾亚太，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一方面，亚太地区经济仍然具有继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亚太地区较长时间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被打破，亚太地区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均面临着变化和改革，有的要改变长期奉行的出口拉动经济的战略，有的要扩大国内消费，有的要更多依靠投资拉动，有的要束紧腰带过日子，等等。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即各经济体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市场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在中国，我们已下决心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不再靠过去粗放式的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而是更大程度地依靠国内消费和创新驱动。我们要通过发展“新经济”、服务业和城镇化等来加快结构调整。同时，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开放战略，在沿海开放的基础上扩大内陆与沿边开放，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放宽投资准入，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探索全面开放的模式；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化经营能力；统筹多边、双边和地区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在亚太，各经济体也在采取措施实现经济转型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破解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各经济体正在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制度互联互通和人与人互联互通提出新的合作规划；绿色经济、蓝色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正在不断展开和扩大。各经济体正致力于开放发展，完善亚太生产网络，促进一体化，避免碎片化。
可以看出，中国和亚太的改革和调整的思路是相通的、利益是相融的、内容是互补的、合作是互利的。
中国的新一轮改革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太和世界的需求，因为新一轮改革将使中国的市场吸纳力不断扩容，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保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而且也将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体制。这将有助于解决太平洋两岸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促进地区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
同时，中国的新一轮改革的成功也有赖于亚太经济合作的深化，因为亚太地区作为合作越来越密切、利益越来越融合的共同体，面临着实现发展转型的共同挑战。为了实现本地区更好更快的发展，首先要把共同利益的蛋糕越做越大，让发展的红利惠及各经济体人民；其二要在结构调整中加强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率先形成新的增长产业群，继续担负起世界经济引擎的主要责任；其三，要尊重并借鉴吸收现有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有益经验，凝聚合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向更高水平发展；其四，要以惠及太平洋两岸所有成员为目标推动互联互通建设，为地区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提供保障。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不知道新一轮发展转型将持续多长时间，但我们知道，只有通过合作，我们才能作为一个地区而胜出。
新时期的区域伙伴关系需要顶层设计。如今的亚太已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交流改革、增长政策经验，实现协同增效。
新时期的区域伙伴关系需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亚太区域合作的多种路径是由区域的多样性决定的，可以相辅相成，我们要持开放的和积极支持的态度，促进地区走向更高程度地一体化。
新时期的区域伙伴关系需要综合推动。我们要把创新发展、改革和增长作为动力，把互联互通作为基础，把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方向，三位一体同步推动。
新时期的区域伙伴关系需要探索与创新。我们要敢于探索亚太经济合作与经济治理的新理念、新愿景和新路径，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创新之路，形成一个利益相融的命运共同体。
新时期的区域伙伴关系需要金融合作。一要增进货币合作，共同维护地区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二要多渠道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投向能源、交通、电信、市政建设等领域。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努力。三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要完善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机制，促进区内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还要建立地区的评级机构，为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四要扩大本币在区域内的使用。进一步推动区内贸易和投资。
PECC 肩负为亚太经济合作出谋划策的重任。我衷心希望本次大会在推动亚太经济合作进程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谢谢大家！
尊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先生，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初秋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今年又恰逢中国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会议，今天我们相会在北京畅谈亚太经济合作的当前任务和未来发展方向，可谓恰逢其时。我对各位来京参会表示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是由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构成的。我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愿意借此机会谈谈工商界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期待。
工商界是经济活动的血液，春江水暖鸭先知，工商界对经济动态最敏感，对区域经济合作最积极，对经济一体化的认知也最深刻。亚太经济合作肇始于工商界和学术界的推动，他们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先后成立太平洋盆地理事会（PBEC）和太平洋贸易发展会议（PAFTAD）, 持续培育太平洋经济合作的理念，终于在1980年催生了PECC，PECC又进一步催生了APEC。APEC成立不久即组成了工商咨询理事会，征求工商界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说，工商界为推动亚太经济合作一直是走在前面的。
亚太地区工商界在为地区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也通过参与地区经济合作而受益。经过30年左右的持续推动，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不断深入，其结果是，APEC各成员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贸易占APEC贸易总额的近7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享受着日益降低的关税和交易成本，从APEC商务旅行卡中享受到出入境的便利，中小工商界和妇女工商界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女士们，先生们，亚太工商界当然不会满足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已有成绩。随着亚太地区进入危机之后的调整期，工商界对地区经济合作也有了新的憧憬。
首先，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了较大进展，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安排在本地区大量涌现，工商界在欢迎自由化水平总体提高的同时，也对不同自贸区的所产生的面条碗效应感到忧虑，更为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感到无奈。10年前，是工商界首先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愿景。我们希望各种自由贸易安排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形成互为补充，彼此融合的局面。
其二，我们希望认真实施亚太互联互通。硬件互联互通不但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够进一步促进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往来；软件互联互通将为工商界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的竞争舞台；而人文交往的互联互通将通过促进人的跨境流动深化经济合作。亚太互联互通任重道远，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快步伐，努力实现亚太地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
其三，我们希望积极开展改革创新和结构调整。区域内的经济体应利用地缘优势，加深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网络和经济体系。工商界是创新发展的主体力量。我们致力于与政府一道发掘新的增长动力，继续引领实际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女士们，先生们，多年来，中国工商界一直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倡议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在实践中与其他经济体的工商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希望他们利用作为中国企业的独特优势，利用自身的技术、资金、人脉等优势，与亚太同行扩大和深化合作，共同创造亚太经济合作的美好未来。
我衷心希望，本次大会对关乎地区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亚太地区——尤其是该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强劲的推动者。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放缓的迹象，急需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手段来遏止并扭转这一趋势。亚太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尤其需要持续的经济复苏，以防跌入许多经济体极难摆脱的中等收入陷阱。
无奈的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可用的政策手段有限。由于过去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刺激政策已是捉襟见肘。考虑到美国随时可能诉诸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手段能否奏效更加难以确定。因此，结构性政策倡议尽管在广阔的亚太地区难以协调，但其重要性已经凸现出来。
当我们权衡亚太地区的结构性政策选项时，必须认识到，通过过去四十年的自由化、便利化和能力建设，我们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在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供应链（GSC）下，或者简而言之，在全球生产网络作用之下，生产和分配不断演进。未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必然取决于我们深化现有生产网络的能力，和扩展当前生产网络使其覆盖边缘经济体和产业的能力。毫无疑问，这两个步骤都很艰难，但它们对于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却是必不可少的。
要实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的升级换代，首先要求信息、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能够更加自由地跨国界流动。自由化有多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种升级换代能够走多远。自由化不管对内部政治造成多大不便都是必须的。我们也认识到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通过多边努力取得这样的进步。世界贸易组织（WTO ）未能就关于落实2013年“巴厘岛便利化一揽子协定”的议定书达成一致。因此，亚太地区经济体政府将不得不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2015以后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生效的单边和次区域倡议，并要确保这些次区域和区域协定能够与WTO保持一致。人们希望经济体领导人能够采取务实折中的政策，而非顽固坚持理想主义设计或拘泥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这甚至会导致互损的分离局面。
便利化是将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扩展至亚太地区新经济体和新产业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全面便利化比传统的自由化更能推动生产、降低成本，因此，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在这里我需要重申一遍，就多边主义的前景而言，在落实2013年“巴厘岛便利化一揽子协定”方面踯躅不前，这是相当令人沮丧的。这也可能葬送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APEC)高官、部长和领导人必须想办法最终消除诸如行政限制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之类的供应链壁垒，步子再慢也要行动。只有到那时，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才有可能扩展至新的经济体和产业，才能充当持续的、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点。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瓶颈困扰着许多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发展。各国政府已经就此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动员私营部门大规模参与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APEC)领导人会议同意印度尼西亚成立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PPP）中心，但见效不大。这令人迷惑不解。本地区并不缺少储蓄。亚太地区一些经济体有大量的储蓄，而另一些经济体却苦于缺少储蓄而不得改善基础设施。为在储蓄与基础设施投资之间搭建桥梁，亚太地区急需金融创新，不管是现有机构进行创新，还是设立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类的新机构，都是迫切需要的。
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短板在于一些经济体能力不足，难以处理切实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这一能力的提升首先是各经济体的内部事务。然而，我们在PECC致力于通过自由化、便利化和能力建设来实现三位一体的亚太地区一体化与合作。我们关于结构改革的政策倡议必须在这三个维度之间取得平衡。
在上述发言中，我阐述了自己关于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亚太地区一体化与合作的一些想法。同时我也意识到诸如技术进步、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疾病防控与灾后重建等议题同样亟待有效解决。我们知道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在PECC着重讨论经济维度，目标是做出积极贡献。
（杨子力译）
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在欢迎午宴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来此与大家分享我的想法。一些朋友正在担忧中国经济减速。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据我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为十年。已经历的两个周期是高增长率周期，平均年增长超过10%。现在，我们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周期，这一周期始于2013年，并将终于2022年，年增长率平均在7%到8%之间，并将在2019年达到峰值，原因是2018年是我们的选举年。在本周期中，年增长率下限是7%，通货膨胀率上限为4%。每年新增就业1000万到1100万。这是三个主要预测。当然，正如我说过的，预测永远不会完全精准，但却非常必要。所以，以上只是一种预测，但我认为大致上是准确的。
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一方面是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而不稳定，并且保护主义也趁势抬头。另一方面，从过往经验来看，过高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承受力。由此，引发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在2009年，众所周知，我们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当年的银行信贷增长了9.6万亿人民币，所以实际的总投资应该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由此GDP增长了9.2%。但据我研究，如果没有这一刺激计划，我们2009年的增长率将只有2.4%，这个数字显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也就是说，藉由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我们才取得了9.2%的增长率。
但我们应该看到经济的另一面。高额投资的负面效应会引发诸多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在24个产业中，有21个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其次，库存过多，并且依然在不断增加中。第三，投资效率低。第四，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2010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环境成本的调查。当年，包括环境污染、低能源利用率和生态环境破坏在内的环境成本占了全年GDP的12.6%。这意味着我们把环境负债留给子孙后代。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此外，地方政府债务也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在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总计10.7万亿人民币，而截至目前，这一数字已上升到约20万亿人民币。第六，通货膨胀的风险。2011年，通胀率最高达到5.4%。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房地产泡沫。由此，大家可以看到过量投资的负面效应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们要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不是通过过度投资来刺激经济。这也就是中国经济在减速的原因。
当然，我们面临诸多挑战。在此，我想主要列举三项。首先，是环境挑战。大家很幸运，现在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如果你们在三月份来北京，就可以感受到这里的天气是多么糟糕。有一个笑话，说的是有一天，北京的雾霾很重，PM2.5值很高，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说：“因为没办法看清楚是红灯还是绿灯，我刚才可能违反交通规则了。”他妻子回答说：“没关系，如果你看不清是红灯还是绿灯，那么交警同样看不清你的车牌号码。”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它表明这个问题已经有多么严重。归根结底，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假使你有十亿美元，最前面的1是健康，后面的是零。如果没有了这个“1”，剩下的就只有零。因此，保护人们的健康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金融领域。我刚才提到，存在地方政府债务。现在，一方面，我们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集资偿还债务。另一方面，影子银行提供高利率。那么这些高利润从哪里来呢？从实体经济的利润中挤取。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们有2535家公司，总利润是1.27万亿人民币，其中16家银行就占了54%。所以，银行获得了主要利益。另外一个数字是在中国企业500强中，约有1/3的回报率低于银行的储蓄率。这就意味着金融领域从实体经济中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而这是很危险的。现在我们正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实现平衡。
第三个挑战是GDP崇拜。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因为在过去，我们通过GDP增长率来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而取得GDP增长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资。这就造成投资逐年增长，GDP增长也因为过量的投资而存在水分。比如，一座大桥倒塌了，建大桥和重建大桥都会产生GDP。建工厂可以产生GDP，但工厂建成，由于某些市场或技术原因无法启动，就无法再产生任何GDP了。再比如一些项目投资，会产生GDP，但一旦这些项目投入运营，就需要政府补贴，比如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GDP里存在着水分。假使今年投资了10亿人民币，这里面假设有10%的水分，那么如果明年想要达到同样的增长率，就需要投资11亿人民币。这就是为什么投资会每年都增长。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评价标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三大挑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挑战我就不再赘述。
当然，中国还有许多机遇。这些机遇是什么呢？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是城镇化。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这当然也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现在我们约有5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根据国际标准，我们的城镇人口比例至少要达到70%。这意味着，每年将有1000万到1200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而这将会带来三大影响。一是提高生产率。我们对世界上十个最大的农业国进行了研究，并分成了三个档次。美国、日本、法国位于第一档。每个农民可以制造3万到5万美元的附加值。第二档是俄罗斯、土耳其和巴西。每个农民可以产生3000到5000美元的附加值。第三档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尼日利亚。每个农民产生的附加值少于1000美元。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农民的收入只有城镇人口收入的1/3。这也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因此，我们要通过让农民进入城市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法制造任何边际产出，也就是说他们的边际产出是零，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第二种是边际消费为零，这意味着这些劳动力仅能养活自己而无法生产任何更多的社会财富。这两种剩余劳动力都应该迁入城市，这样他们就能进入工业部门或者是服务行业，由此赚取更高的收入，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为整个国家制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当他们进入城市以后，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和安全保障。由此，也将刺激经济的发展。所以，城镇化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机遇。
第二个机遇，我们称之为新土地革命。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几年，我们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自1955年起，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因此，每一个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无法实现。这也是造成农民贫穷的原因之一。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四大措施。首先，根据宪法，城镇土地归政府，农村土地归集体。在过去，集体无法进入市场，只有政府可以购买土地然后在市场上出售，这样农民就无法从卖地中获得高回报。现在，集体土地也可以像城镇土地一样进入市场，获得的收益将分给政府、集体和农民个人。第二，当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务工人员时，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可以出租或投资以赚取回报。第三，农民在农村的房屋可以出售或转让。第四，农民可以从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获得分红。这将改善中国的不平等状况，缩小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创新。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将经济发展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别无他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引发且是一场制造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电力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由电脑和网络引领。如今，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有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第四方物流以及移动通讯等等。
在我看来，每次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都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电力产生之初，一些人死于电力引发的火灾。但今天，电力已经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信息科技。现在，信息技术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你们绝大部分都有手机，并且将来，手机还可以用作钥匙、遥控器、银行等等。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是利用信息科技彻底改造现有产业，同时支持信息科技新的发展和应用。正如大家所知，在中国，已经出现一些网络银行。当然，这些新事物可能存在各种问题，但我相信，新事物在产生初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会在发展中越来越好。另外，我们首先要允许新事物出现，然后才能找出问题，增强监管。我相信，信息科技的应用在中国拥有巨大潜力，因为我们有13亿人口，将成为信息科技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未来也将依赖于信息革命。以上均是我个人观点。
总之，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中高速增长经济周期。我们面临三大挑战，环境污染、金融风险和GDP崇拜。同时，我们拥有三大机遇，即城镇化、新土地革命和创新。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提问：您好！我是PECC青年代表，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创新管理研究的硕士生，首先，衷心祝您教师节快乐！您在演讲中提到了创新，我非常想知道您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创新与改革有何期望，谢谢。
回答：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现在正处于教育制度改革的进程之中。在我看来，过去的教育制度可以培养很多高分学生，但并不能培养出像史蒂夫·乔布斯或者比尔·盖茨那样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培养更多富有创造力的学生。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学生都拿到最高分，而应使教育制度变得更灵活，更能激发创造力。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过去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应试教育，学生必须通过各项考试。但是我认为，未来，我们不仅要通过学生们的分数，更应通过考察学生们的创新性思维，来评估他们的表现。我们刚刚启动了推动大学生创新能力建设的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推动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进行创造性思考，变得更富有创新性。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我看来，进行创新的主要努力应该来自年轻人自己。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想成为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生，你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辨别老师们教授给你的知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或者部分正确的。并且，你应对传统知识提出更多的疑问。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祝你成功，谢谢。
提问：感谢您精彩的演讲。我的名字是吉野直行，来自日本。您在演讲中提到了城镇化，认为将人们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但是，科技进步将使农村人口能够在乡村工作，从而使城市地区的某些工作转移到乡村，因此也许存在另一种在农村地区创造新就业的方式。如果坚持将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就会在城乡连接方面和城镇化方面产生很多问题。这两方面中哪一方面更为重要呢？
回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事实上，我刚刚接受了凤凰卫视吴小莉的采访，她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能用线性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从农村地区迁至城市地区，他们就进入了制造业或服务部门，这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比在农村时高很多。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当然，他们的收入也会上升。举例来说，在中国的制造业部门，每一个劳动力所创造的平均附加产值为110,000元，扣除政府征税和企业留存，人均收入是50,000元，这个数额比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收入高出许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将会更多地消费新产品或服务，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人口迁至城市能够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更多的就业。这就说明，你不能仅仅想到将那么多的人口迁到城市但没有工作给他们做，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以上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谢谢。
提问：您好，我是来自日本的Sakamoto。你在演讲中提到了三大挑战，即过度投资、金融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中国政府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这些挑战。您预测中国政府需要多长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同时，你也提到了三大机遇，那么哪一方面更主要呢，机遇还是挑战？
回答: 事实上，要解决这三大挑战，尤其是环境问题，需要花费时间。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做出更大的努力来应对这一问题。根据我的预测，至少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来改善环境。至于那三大机遇，同样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完成新土地改革、创新性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目前，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2%，每年我们可以将这一比率提高1%，因此，城市化建设将在18年后，也就是2032年，或者也许更多年后基本完成。创新性建设当然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们终将达到最终目的，或早或晚。我并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但是，我认为你能看到我们一直在努力。谢谢。
（贺熙琳译）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过去的一天半，与会代表们深入讨论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大议题，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你们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今年APEC重点议题的讨论和成果推进提供了重要启示。作为今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道主，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自从中国接过主办APEC会议的接力棒以来，已经过去8个多月。我们围绕“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题，就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等重点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倡议，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在中方办会的总体设想，各方取得的重要共识、重点成果和重大合作倡议。
今年是APEC成立25周年。25年来，亚太经济合作走过了光辉的历程。我们本着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使APEC成为亚太大家庭的代名词。我们确立并积极实施茂物目标，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地区平均关税大幅下降，通关便利度不断提高，商务人员出入境更为便利。我们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在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推动信息技术协定、制定环境产品清单、贸易便利化等方面敢为人先，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持续推行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项目，帮助成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制定经济增长战略，使整体经济充满活力，韧劲十足，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上述成绩虽不能完全归功于APEC，但如果没有APEC，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被本地区各方广泛认同，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广度和深度。
过去25年，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到经济结构改革，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到加强互联互通，从确立茂物目标到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APEC议题范围不断扩展，讨论不断深入，机制不断完善，执行力不断增强。我们相信，除APEC外，本地区尚无其它机制能够协调亚太多样性的利益诉求，引领我们走向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应对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艰巨挑战。25年或为历史一瞬，但对于我们这些APEC进程的亲历者而言，过去的25年殊为不易。
站在当前的历史节点上，APEC该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下一个25年？我们面临什么使命？中国作为亚太的一员，既贡献于亚太合作又受益于亚太合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便是我们接任东道主之时问自己的问题。我们认为，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原则，以APEC为桥梁和纽带，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推进亚太的长远发展和共同繁荣，这是APEC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应承担的使命，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在与各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将今年的APEC主题确定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我们要致力于推动亚太的融合与发展，汇聚更多思想，付诸更多实践，产生更多成果。
我高兴地告诉大家，中方设想和提议得到APEC各方的积极呼应和有力支持。今年APEC合作议程丰富，倡议务实，进展良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我们决心充分尊重并借鉴吸收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有益经验，凝聚合力，在实现茂物目标的基础上，把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至新的高度。我们决定启动并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制定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建立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加强谈判能力建设，制定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与合作战略蓝图。APEC贸易部长会议已批准了相关倡议。目前各方仍在就一些未决问题密集开展磋商，凝聚共识。我们希望各方站在历史高度，胸怀亚太全局，为领导人会议确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
在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方面，各经济体共同认识到改革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致力于通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寻求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动力。我们深入探讨了创新、改革与增长的关系，起草了《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围绕经济改革、新经济、创新增长、包容性支持和城镇化等五大支柱开展政策对话、能力建设和务实合作。我们将致力于把经济结构改革方面的合作机制化，鼓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并探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在互联网经济、绿色经济、蓝色经济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致力于加强技术传播与转让，完善创新环境，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我们将在培育创业精神、促进就业、提高医疗水平、加强粮食安全、促进可持续农业、提高妇女能力、防灾救灾及反腐败等方面提出合作倡议，增强包容性支持。我们通过了城镇化合作伙伴关系倡议，通过举办论坛、对话和培训，设立基金等方式促进经验交流，促进城市的可持续与绿色发展。
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推动。为此，我们正与APEC各方一道讨论制定APEC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互联互通确立具有雄心水平的目标，使之成为指导亚太互联互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中方还将本着开放、分享、务实的态度，实施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务实合作倡议，与各方携手推进亚太互联互通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年所推动的各项议程是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重要铺路石。一旦达成共识，确立了相关方案，我们还要切实付诸行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阶段，要为亚太合作谋好篇布好局，使亚太经济合作之船乘长风破万里浪！
谢谢大家！
尊敬的唐国强大使，
尊敬的Jusuf Wanandi 主席、Donald Campbell 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出席本届PECC年会的朋友们相聚在金秋的北京，围绕APEC中国年合作议题，特别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重要问题交换看法。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在PECC和有关经济体的大力推动和倡导下，催生了APEC。此后，PECC一直积极参与APEC合作，为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建言献策，提供了大量政策和智力支持。时至今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APEC已经成为本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和影响最广的经贸合作平台，21个成员的外贸总额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46%和57%，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其中，PECC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影响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多；多哈回合“巴厘一揽子”协议实施受阻，多边贸易体制遭遇严峻挑战；贸易便利化积极推进，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中方作为2014年APEC东道主，愿与各方携手同心，努力创造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一个繁荣稳定的美好亚太，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为此，我愿分享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加快构建开放融合的亚太大市场。当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进入历史性的关键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本地区自贸区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但同时“面条碗”效应日益凸显，亚太各经济体迫切需要解决一体化进程中的“选择困惑”，推进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整合。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近一年密集磋商，APEC各成员已就启动并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我们要秉持这些来之不易的共识，切实做好APEC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后续工作，积极开展自贸区谈判能力建设，深入研究亚太自贸区的可行路径，并按照5月APEC贸易部长共识，确保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完成《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制订，迈出通往亚太自贸区的第一步。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消除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促进货物、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为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创造积极有利条件。
第二，共同打造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亚太地区是全球价值链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谁也离不开谁。亚太经济体要加强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的政策环境。我们高兴地看到，中方今年提出的《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得到了各方的一致支持。我们期待与各经济体密切合作，全面系统推进有关贸易增加值统计、服务、投资、中小企业发展等10大支柱领域的后续合作。同时，我们呼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切实帮助发展中成员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向其上游攀升。中方将继续强化与各经济体以及包括PECC在内的有关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汇集各方资源，共同打造面向未来、利益共享的亚太价值链伙伴关系。
第三，努力加强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建设。互联互通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依托。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是多维度、多层次和多领域的。我们既要花大力气探索公私伙伴关系等基础设施投融资新渠道，积极推进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应重视相关政策规章和制度的链结和融合。我们要加快制定《APEC互联互通蓝图》，借助中国年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APEC供应链联盟等新机制，提升区域供应链绩效，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通达、顺畅的制度运行环境和支撑体系，使各经济体商品和人员流动更快捷高效，真正实现“人便于行、货畅其流”，为亚太经济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我们呼吁各经济体携手努力，共同构建硬件、软件和人文交往“三位一体”、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推动实现亚太大市场、大联通、大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繁荣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加入APEC以来，与亚太其他成员之间的经贸交流日益密切，经济相互整合不断加深。2013年，中国与APEC成员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60%，实际利用外资的83%来自APEC成员，对外直接投资的69%流向APEC成员。在中国前10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是APEC成员。目前，中国政府正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而奋斗，这将为亚太地区创造新的巨大商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APEC成员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增强经济合作的互动势头，拓展利益的交汇点。
今年11月，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怀柔雁栖湖正式召开。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深入坦诚交流，全面深化合作，推动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取得积极、务实和全面的合作成果，夯实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经贸合作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亚太和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新的贡献。我希望，PECC以及在座的各界朋友能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APEC中国年各领域合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推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最后，祝愿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大家在北京期间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谢谢！
尊敬的唐国强会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我感到十分荣幸与众多朋友们共同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第二十二届大会晚餐会，并与大家分享、交流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简称“亚投行”）的相关情况。再次谢谢唐会长的邀请。下面我将围绕中方为何发起成立亚投行、亚投行有何优势、亚投行的制度设计、初始资本金安排及筹备进展情况等五个方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多提意见。
一、中国为何发起成立亚投行
首先，中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得益于一直重视基础设施的投入。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一直高度重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发展，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还是乡村基础设施，无论是道路还是桥梁，无论是电力还是通讯，中国政府都积极利用国内和国际资金全方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累计高达近30万亿元，促进了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来保持了近10%的超高速发展。可以说，中国尝足了重视基础设施的甜头。第二，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缺口仍十分巨大。目前，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要实现亚太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融合，就必须进一步加大该区域相关国家和整个区域基础设施的提级和换档，进而实现互联互通。关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资金缺口的测算数据很多，我这里只想引用世行和亚行的相关数据。据世行估计，东亚一年的需求高达6000亿美元，南亚在未来10年也有巨额的基建投资需求。亚行数据也表明，2010-2020年，亚洲需要至少8万亿美元左右的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外，还需要2870亿美元用于特定区域基础设施项目。第三，世行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机构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源。目前，无论是世行还是亚行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提供、满足亚洲这种巨大的投融资需求。世行和亚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软贷款和硬贷款）大概只有区区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也仅为这些资金的40%-50%。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于去年正式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亚投行将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融资平台，这对于该地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二、亚投行的比较优势
亚投行将是一个多边开发机构，与世行、亚行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相比，具有专业性、开放性、规范性等特点。一是专业性，世行、亚行等现有机构侧重于减贫，亚投行则专门致力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是基础设施专项投融资平台，针对性更强；二是开放性，亚投行遵循开放的原则，有意愿的亚洲国家均可参与，并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逐步向域外国家开放。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中方从一开始就认真听取了相关国家或机构有关筹办亚投行的意见和建议；三是规范性，亚投行将充分借鉴世行、亚行、欧投行等现有多边机构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未来亚投行将作为一个拥有健全的治理机制和规范的制度体系的多边金融机构发挥作用。此外，亚投行贷款条件会更加灵活、务实，会更加切合用款国的需要。
需要强调的是，亚投行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将是多赢的选择。对于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能够扩大投资品需求，有助于拉动其经济复苏；对整个亚洲地区而言，可以加快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对全球而言，亚投行将是对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一个补充，并将有利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现代化。
三、亚投行的体制设计
虽然此时谈论亚投行制度体系似乎为时还早，但我还是愿意分享我的看法。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多边开发机构，在实际运行中将充分借鉴世行、亚行、欧投行等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治理结构和经验。比如，世行、亚行设立了理事会、执董会和管理层三级管理体制，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也可能参照此设立。
此外，亚投行还将充分借鉴世行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安保政策、政府采购、环评标准等制度设计上的成功经验，同时扬长避短，设定符合亚太地区实际情况的相关政策和标准，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具有国际标准的、能被亚洲地区相关国家接受的运行体系。具体来说，亚投行在筹建伊始就应尽早设计项目评估机制、项目执行监督机制、项目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机制等。比如，项目评估不仅要考虑项目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还要考虑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之，在机制设计、对环保的影响、保护当地文化、促进健康持续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都要遵循国际标准。
亚投行将格外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世行、亚行在几十年里快速发展，与其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密切相关。亚投行的建设和运营也需要多方面的高水平人才，从管理层、专家层等都要在全球范围公平、公开进行招聘，尤其是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人才。此外，还要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培训专业人才。
四、亚投行初始资本金相关安排
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初步考虑为500亿美元，实缴资本比例20%，由成员国分期缴纳，未来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具体资本金规模和各方出资比例将由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磋商后最终确定。中国作为亚投行的主要发起者，在认缴股本达不到500亿美元预定目标的情况下，愿意多出资补足缺口，可能出资比例高些，但中国希望有更多域内国家可以加入亚投行，并在条件成熟时域外国家也进一步加入，这样中国的出资比例将会被逐步稀释。亚投行运营后，将会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更多资金，用于各类项目建设。
五、亚投行筹备进展情况
中国已成立亚投行筹建工作组，加快推进筹建工作，并在上半年与域内有兴趣的国家举行了三次多边磋商会议。8月7日至8日，第四次磋商会议在北京举行，20个有意愿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的亚洲国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各方就《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草案（下简称《备忘录》）达成了原则共识，并就创始成员国关心的亚投行关键要素，包括股权分配等深入交换了意见。除上述四轮多边磋商外，中国还多次与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等相关国家进行了双边沟通和交流。根据工作计划，9月下旬创始成员国将举行第五次多边磋商；10月相关国家将签署《备忘录》；2015年签署亚投行章程等法律文件，在年底前推动亚投行投入运作。
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亚投行在未来运行中与世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和合作的关系，不是竞争关系。世行、亚行主要负责人也多次表达要与亚投行展开合作的意愿。亚投行成立后，将会与世行、亚行积极探讨进行联合融资、平行融资等不同的合作方式和模式。
各位来宾，我还想补充一点，亚投行与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和智库专家也密切相关。亚投行这一平台对于企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亚投行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将引入PPP模式，探讨私营资金和其它资金与亚投行资金共同投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共担风险和共享回报。对于智库专家而言，亚投行不仅是一个多边投资银行，也将向一个知识银行方向发展，欢迎各位专家向亚投行进言献策，大家也可借助亚投行这一平台为亚洲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
再次感谢大家！
（陈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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